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关于理论方面的探索，就对历史的认识来说，《左传·僖公十九年》已提出了“民，神之主也”的认识，认为依靠“神”也不能不听“民”意，这反映了对于人和神在历史活动中所处地位的思考。上文所引《左传》中史墨的话，则反映了对于社会历史之无“常”而有变的认识。后来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当是有认识上的渊源的。司马迁还提出了“势”和“理”这两个历史理论范畴，提出了“物盛而衰，固其变也”的历史认识。在司马迁之后，史学家和史学批评家们对于这些历史理论问题和范畴，都结合着历史进程而不断有所阐述、有所发展。例如，魏徵之论“天时”“人谋”和历史上的盛衰现象的转变，杜佑之论古今关系及“理”与“势”，柳宗元之论“天”“人”“理”“势”“圣人之意”“生人（民）之意”，叶适之论“天文、地理、人道”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直至王夫之对“势”与“理”的关系做了历史哲学高度上的阐释，这个探索的过程始终没有中断。
关于理论方面的探索，就对史学的认识来说，也是很丰富的。自孟子提出“事”“文”“义”[36]这三个范畴后，班固评论《史记》就遵循于此。《文心雕龙·史传》篇篇末赞语，可以概括为体、事、义、文、德五个方面。《史通》丰富、发展了这些方面，确立了前所未有的史学理论范畴体系，这个体系的精髓可以概括为才、学、识三个基本的理论范畴。才，应包含体与文；学，主要指事；识，就其基本方面说，应包含义与德。宋人吴缜提出以事实、褒贬、文采为史学批评的标准，并认为事实是三者的核心[37]，这是对才、学、识范畴体系的一个发展。至《文史通义》出，于才、学、识外，突出提出史德这个范畴，这更加强调了史家精神世界的修养。同时，章学诚又提出“史法”“史意”，这可以被看作史家关于史学之史识的不同侧面或层次的概括，“史意”更强调了史家在史学思想上的创新意识。由孔子概括而由孟子表述出来的事、文、义三个史学理论范畴，经历代史家在两千多年中的不断探索、丰富、发展，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