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渡日本之后，梁启超的思想较之戊戌变法前有了新的飞跃。他自己说道：“自东居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梁启超开始广泛接触、介绍西方思想学说，政治、哲学、文学、历史等，均有涉猎。受西学影响，梁启超的思想也日益激进，认为只有粉碎专制政体，才是社会走上进步的正途。梁启超认为，数十年来的变革之所以未能收到好的效果，其原因在于未曾关注“新民之道”。因而，梁启超认为，要对国家的政治面貌进行变革，必须从更新国民人格入手，培养“新民”。梁启超所谓的新民，有双重意蕴：一是对民众做启蒙工作，破除封建社会的奴性，做到“维新吾民”；二是做具有自由自尊意识的独立人格和资产阶级意识的新型国民。那么，如何做到“新民”呢？梁启超认为，“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强调“新”，并非要尽弃其旧，而是继承本国传统文化的有用部分。“新民说”对经过“采补”与“淬厉”的新民进行了多方的阐述，简而言之，即没有奴性、自由独立、爱国利群、冒险进取的新人。梁启超强调，塑造新民最大的障碍在于“心奴”，“辱莫大于心奴……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除心奴，倡新民，一破一立，培养新型国民。梁启超的新民说，提出于资产阶级革命风暴即将到来的前夕，引领了呼吁破除国民奴性的社会思潮，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