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文艺》杂志“菊花为皇室家徽”是缺字，译文通过《中野重治全集》补全。
[5] 这部分翻译引自《萧军全集》中的中文原信：《致中野重治》，参见《萧军全集》（第17卷），华夏出版社，2008年6月版，第219页。从萧军给中野重治的信来看，萧军的确建议“今后中日两国在文学创作和评论方面，要进一步加强系统的介绍。通过互相切磋”，不过，他在信中也提到“前天，我准备写信，走访了鹿地先生。他在纸上写道：‘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文艺是什么？我想请您来谈谈有关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见解，然后用通信的形式写出来，登在报纸上，可以吗？’”，萧军致中野重治的信写于1937年5月1日。由此可见，中日文学通信的计划可能是日本方面提议的，可能正是由《文艺》杂志和鹿地亘一同策划的，时间大约是1937年4月，而且从萧军致中野重治的信中可知，萧军认同这一提议，认为“相互之间一个月一次的《中日文学通信》是必要的”。参见［日］鹿地亘：《中国の十年》，东京：时事通信社，1948年3月版，第41页。
[6] 新波即黄新波（1916—1980），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曾参加“反帝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国美术家联盟”，参与鲁迅提倡与指导的新兴版画运动。黄新波与日本友人鹿地亘相识于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鲁迅亦到场参观并给予意见。鲁迅逝世后，黄新波是治丧委员会成员，并作木刻《鲁迅先生遗容》和《鲁迅先生葬礼》。1937年黄新波出版个人版画集《路碑》，鹿地亘和胡风分别作序。鹿地亘的序言《新波君的木刻画》发表于1937年第2期《希望》，文章详细介绍了鹿地亘与黄新波相识的过程以及对其木刻艺术的评价和意见。中野重治信中提到“启封投递的来信中有一封曾告诉我给我寄了新波先生的版画集”，大约是指鹿地亘从上海给其寄去黄新波的版画集《路碑》。值得注意的是，鹿地亘和胡风都在序言里对黄新波创作“祖国的防卫”“为民族”等题材略有批评，并与鲁迅生前喜爱的德国版画家珂勒惠支进行对比。这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鲁迅生前所参与的“国防文学”论争。从后文中野重治询问萧军有关“国民主义文学”的部分可以看出中野重治的意见与鹿地亘、胡风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