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战期间，《川事评论》发表了一篇有趣的文章，题作《鼠典拾遗》，罗列了与“鼠”有关的一些词汇，暗寓“川耗子”的含义，语多讥讽，类似《魔鬼词典》一类著作。其中有“五鼠闹东京”一条，便讽刺四川军人缺乏民族意识，不去抗日，反而在窝里斗中消耗国家力量：“善哉善哉，若是他们真的是有去闹东京的志愿，现在不妨储蓄一点闹东京的力量，又何至于同室操戈，互相残杀呢？”[93]
其实，早在二十年代中期，已经有人从民族主义角度批评过四川内战。如《蜀评月刊》1925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就说：“军人唯一目的，曰捍卫外侮，保卫治安。……顾吾川则不然，无军亦乱，军多亦乱，殊与国家养兵之目的，背道而驰。……（军阀）虽身在舞台，究不知外侮为何物，治安何所指。”[94]此文与《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对四川同胞宣言》一样，都发表在五卅事件后，显然受到了民族危机的强烈刺激。不过，这些在当时并未没有引起更多重视的言论，到了三十年代却频频出现，成为有关言论中最重要的主题。
另一个例子是任鸿隽。作为一位在国内知识界占有较高地位的川籍知识分子，任鸿隽竭力提倡消除地方观念、树立全国意识。1935年8月，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四川大学校长，立刻提出“现代化”和“国立化”两大宗旨，并特别声言：川人“应知四川大学，是国立的学校，不是一乡一邑的学校，应该造成国士，不仅造成乡人”。在校不到两年时间，他实行了一系列“国立化”的措施，包括聘请省外（包括旅外川籍）教授，把招生范围扩大到宁、沪、平、津、粤等地，不鼓励同乡组织，举办国语演讲比赛等做法，在在着意于打破四川的半独立性，推动国家的实质性统一（参看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