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演化在不同的背景中，往往呈现不同的势态和趋向，这种势态和趋向庄子称之为“时势”。不同历史时代人的生存状态，每每受制于特定的“时势”：“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适然。”[7]尧舜、桀纣表征着不同的历史时代，“穷”“通”则涉及不同的生活境遇，在庄子看来，尧舜与桀纣时代的人们之所以有“穷”“通”的差异，主要根源于相关的“时势”。这里的“时势”既隐含着某种历史的必然，又以综合的形式展示了一定时代的历史特点。相对于人对世界的认识状况（知之“得”“失”），历史过程中的“时势”表现为一种更重要的力量。
当然，人的生存状态为“时势”所制约，并不意味着人对历史境域或历史趋向完全无能为力。按庄子之见，以不同的方式对待外在的历史境域，将使人成为不同形态的存在者。就人与时势的关系而言，庄子首先区分了“差其时”与“当其时”两种不同的“在”世方式：“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8]“差其时、逆其俗”，亦即无视特定的时代境域、背离历史的演化趋向；与之相对，“当其时、顺其俗”则是以一定的时代条件为依据，顺乎历史的“时势”。以上的分别虽然是就政治实践的领域而言的，但其意义却并不限于此。事实上，“时”与“俗”所表征的历史境域与时代状况，涉及人的存在及其活动的各个方面，“差其时”与“当其时”也相应地表现为人们应对历史境域与时代状况的两种彼此相对但又具有普遍意义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