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阿伦特看重的不是社会基本制度或政治结构性的公共意义，而毋宁说是政治语境中的人及其行动的公共意义，仿佛这才是政治的公共性本质所在。因此，她凸显行动和行动者的政治意义，将之同诸如“劳动”“工作”等一般社会行为严格区分开来。阿伦特指出，“劳动”本质上是以物质实利为根本目的的“私人性”价值行为，因而既不具备公共性的维度，也不具备公共典范的价值意味。“工作”较“劳动”更具有现代行为意义，它同特定的“技术”或者“技艺”相联系，具有技术“制作”和趋同于产业化的特点，但却不具备公共典范的价值引领意义，因而它同样不具有政治的“公共性”。唯有“行动”才具备超拔于一般“劳动”和技术性“工作”的公共典范意义。“行动”必然对一切既定的秩序产生新的影响，无论是革命性的还是创造性的，都具有公共示范引领的意义。真正的“行动”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行为”，更非发生在所谓“社会领域”中的“行为”——这恰好是对真正的政治“行动”的限制，世俗化、实利化了的社会生活领域正是造成现代公共（政治）生活领域日趋萎缩乃至沉沦的主要压力和根本原因之所在。阿伦特反复强调，现代世俗化的“社会领域”的恶性扩张，造成对政治行动和政治公共领域日益强劲的挤压，致使现代人的行动和行动能力迅速衰弱，“平庸的政治”之恶到处蔓延，仿佛已然成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不可承受之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