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童年的徙移变迁代表的一种大时代的动荡，那么上面那一张现已残旧的桌子却也代表了我家族的移变。像许多南方的望族，我们在故乡虽有颇为庞大的产业，但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住在省城里，也许是城里方便做贸易吧。自大陆政权易手后，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都没有走回故乡“避难”，而我父亲，也像当年许许多多的成为港澳同胞的中国人，举家迁来澳门。
虽说是迁徙，但却也深深感到“逃难”的仓皇与匆促。那时候，那张圆饭桌只有两三个人在吃饭，与当年在广州吃饭的盛况，真不可同日而语。我的母亲因为要留穗生产幼弟，没有出来，而幼小的我，更强烈地感受到一个大家庭里面复杂感情下的摧残了。那时候，父亲心情不好，四处奔走经商，怜疼我的竟然只有一个用人。
这个用人，每次在我们吃饭时总是站在一旁侍候，待我们吃完后才收拾好那些残羹剩饭回厨房去吃。年少的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这种封建家庭的规矩；但在那时家里的某些长辈，这种规矩的维持似乎直接牵涉到他们日落崦嵫的封建颜面。虽然奴婢制度早成过去，但残余的封建习俗仍然使某些家庭做了变相式的雇用。记得我家里的仆人有一个就是年轻时在家里做婢女，后来找了一个亲戚娶了她，几年后又叫她从乡间出来到我们家里来做事。这些看似很平凡的事情往往代表了一些不平凡的发现。至少，在这些智识低落的用人生活的无声的中国里，她们一生任劳任怨的贫苦生涯代表了一个比二十世纪虚无主义更虚无的问号；至少，悲剧的产生，一部分源自她们没有答案的脑袋，或更甚地，没有感觉及理解这问号存在的能力。我有时在想，有很多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礼”和“教”，就是不断用各种制度去排斥这种去理解问号的能力。至少，在当时少年的我，或那些劳役仆从的雇主看来，往往主仆之间只是一种尊卑的契约关系，至于合理不合理，或平等不平等，却又不容易了解或从未想到去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