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修改还包括“副文本”[15]的变动。“副文本”是相对一部文学作品整体构成中的“正文”而言的，它包括标题、副标题、扉页、引言、序跋、插图、封面等等。副文本因素为文章提供一种氛围，也为阅读文章提供一种导引，是版本和文本的重要本性。重排本《八月的乡村》“副文本”的改动表现为初版本所收的“鲁迅先生的《序言》和我（指作者萧军）自己所写的一些《前记》《后记》之类”“因出版社规定的体例关系，我就把它们全部去掉了”[16]。重排本只收了正文和作者新写的《后记》两个部分。为什么要删去鲁迅先生的《序言》呢？有的论者认为这是编辑部提出的苛刻要求，这样做无非是不让人们把萧军与鲁迅联系在一起，以免抬高萧军的身价，有辱鲁迅这位伟人。不符合出版社的体例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17]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因为同为“奴隶丛书”之一的萧红的《生死场》，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并没有删去鲁迅先生所作的《序言》。编辑部和出版社（或者说当时的权威机构）正是想通过此种方式来消解《八月的乡村》已经被赋予的某种权威价值和主流色彩，或者说要消解萧军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但有意思的是，新写的《后记》部分（或者说作者本人）却又明显地呈现了与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相吻合的意向。比如，《后记》中写道：“中国人民之所以有今天，之所以能够有更光辉、伟大的将来，这和中国共产党，和史无前例的、伟大的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绝不能分开，这也是历史的规律，也就是真理。”《后记》中还说：“《八月的乡村》今天终于在解放了的，人民的新中国国家出版社再印了，我感到了莫大的欢欣！”[18]萧军的这类表述，可能缘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萧军本来就拥护新政权；二是两部小说得以出版，萧军对周总理、毛主席以及新政权心存感激；三是受当时言说语境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