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加自觉的基础上采用比较的方法而做广泛的史学批评，当始于刘知幾的《史通》。刘知幾采用比较的方法而评论前史，渗透于《史通》全书。他虽然没有专门论到“比较”的问题，但他的比较的意识是极明确的。他论编年、纪传“二体”说：“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2]他综合编年体和纪传体史书，辨析了它们的所长、所短，结论是：“欲废其一，固亦难矣。”他清楚地认识到，在“各相矜尚”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比较才能“辨其利害”。可以认为，“辨其利害”的过程，就是以“二家”互为参照进行比较的过程。他在《六家》篇中指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3]这是对以往主要史书在记事的历史时段上进行的比较，而强调于完整的皇朝史撰述，即所谓“包举一代”之史。刘知幾的这个认识，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即对于不断更迭的皇朝，应写出它的“首末”“废兴”的全过程，以便于人们“寻讨”、认识。但史家撰史，有社会的、史学的以至于史家本身的种种原因所促成，不可能、也不必要都来撰写“包举一代”之史。关于这方面的比较，刘知幾的结论多少有点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