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这种国家官僚资本主义是民族资本主义，这只具有人种学上的含义，不具有阶级社会的特点。而分析任何国家资本主义，只有找出它的阶级特点，才是抓住了国家的本质的东西。李鸿章等洋务派是地主阶级的一个政治派别。洋务新政只能是19世纪60年代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步步深入的产物。李鸿章所谓“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变法”，不仅只是肢体之变，而且从根本上要受制于帝国主义。要“和戎”，就是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维护殖民地半殖民地秩序。掌握政权的洋务派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发动的洋务活动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从根本上要依帝国主义容许到什么程度而定。帝国主义并不希望它在中国的代理人永远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自然乐于给它披上一层资本主义的色彩；但帝国主义也不容许洋务派包打天下，为所欲为。它在侵略中国时取得的一系列特权，包括通商、通航、税收等特殊权益，不仅阻抑了民族资本主义的成长，也不利于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洋务新政之前，外国资本主义为了侵略的需要，已经在中国开办了一些资本主义企业，在洋务新政期间开办得更多，而在《马关条约》后形成高潮。帝国主义在中国搞的这些资本主义活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殖民主义活动，是要在中国榨取高额利润，从经济上控制中国。这与它在政治上控制中国的活动，大体上是相一致的。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可以称之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运动在发动中。民族资本主义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缝中艰难地生长起来的。民族资本主义的个别企业在洋务运动之前就出现了。在洋务运动中，一部分地主、官僚、买办商人又投资于近代企业而转化为民族资本家。民族资本主义是一定要冲破封建势力的压制而产生出来，它之所以与洋务派的资本主义企业大体同时产生，是半殖民地的时代条件造成的。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客观上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造成了条件和可能。太平天国给地主阶级的沉重打击，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中国资本主义已经站在时代的大门口，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