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研究未能指出一种真正的、人的类统一体。我们全然不顾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仍然执意坚持概念、意识、感情上的“人的统一体”——不信神的人也这样做——那么，这就无懈可击地证明了：我们的统一体观念的核心并非基于总结了的本质的自然组织之上，相反，我们确定统一体的最终根据是以另一完全不同的根据为基础的。这个统一体根据的理由与梅因先生[6]为说明美利坚民族统一体而提出的理由相类似。梅因说：美利坚民族之所以是“一个”民族，是因为作为这一民族的核心的人曾受一个国王（个人）的统治。由于我们认为上帝这个位格将各种族置于掌间，将各种族视为他的映像，由于我们实际上认为各种族万众一心向着上帝的理念，因此，也仅仅因此，在我们看来，各种族在思想上、在感情上是同一人类。
当然，这一结论是与“人本主义”——这种“人本主义”原来也并非不高尚，自从我们的古典时期以来它是我们的有教养者中崇尚“自由思想”的那部分人的所谓“世界观”——的微不足道的改革大相径庭的。然而，语言已经告诉我们，这种关于“真正人性”的高论、这种将自己既与动物又与上帝隔绝开来、沾沾自喜地躺在他的“人性”上高枕无忧的做法，和我们自从那一时期以来习得的一切是多么地扞格不入。赫尔德、席勒、洪堡谈论“人”时，并不是像一个现实主义时代一样想到博托库多人。我们今天的语言惯用法（尼采的措辞方式尤其促进了这种语言惯用法的形成，他将“人性”和“过于人性”在思想中联系起来）使用“人性”这种说法几乎只是意在道歉。那种“人本主义”已经成了所有形而上学的庸人习气的堪称确凿的文章，成了那些——正像维吉尔让但丁从教皇面前“走过”时但丁轻蔑地评论的那样——“既不能爱上帝，复无力恨上帝”的人的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