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样一种“辩证唯物主义”“推广”、“应用”到历史领域中所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使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变形。在谈到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斯大林指出，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的稍微重大一些的变化都需要几百万年，而人们的社会制度的变化，甚至是极其重大的变化，只需要几百年或一两千年也就够了”。“由此应该得出结论：地理环境不可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的原因，决定的原因，因为在几万年间几乎保持不变的现象，决不能成为在几百年间就发生根本变化的现象发展的主要原因。”[53]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归根到底是生产力，而生产力“不是人们有意的、自觉的活动的结果，而是自发地、不自觉地、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发生的”[54]。
在我看来，斯大林这一论述存在着双重缺陷：
一是脱离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孤立地考察自然环境。斯大林没有从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去考察自然环境，没有意识到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而在他那里，自然环境成了脱离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的单独的发展系列。斯大林视野中的自然环境即地理环境，只是纯粹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理环境，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地理环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55]“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