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六家”、“二体”论之后，刘知几重点对纪传体的体例进行了系统批判，写了《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诸篇，不仅指出古代史家著作的体例乖谬之外，而且从理论上对史书各部分的体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在这些意见中，最为后人注意者，有以下三点：一是“尊班而抑马”，不主张写《史记》那样的通史，以为它“疆宇辽阔，年月遐长”，“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采录之烦者也”；赞成效法班固《汉书》写断代史，“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二是在《书志篇》中提出增设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删除天文、艺文、五行志。三是提出在表、志之外，更立一书，“题为制策、章表书”[67]。而反对写表历，以为“载诸史传，未见其谊”。这些意见有的是中肯的，有的则颇为后人诟病。
在《模拟篇》中，刘知几还提出，史书的体裁不是一成不变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异”，历史体裁也应随时发展，不能一味模拟古人。即使是模拟，也只应师其立论命意，而不应叶公好龙，徒有其表。这实际上提出史书体裁创新的命题。
（四）史学文风论
刘知几在《叙事》、《浮词》、《言语》等篇中，对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述风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史本是同源的，但后来“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则”。他针对当“世重文藻，词宗丽淫”的风气，反对文人修史，提出史书的文风应有自己的特色。首先，他提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而叙事之美者，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半”，要做到这一点，方法有多种，“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他还要求在省句、省字上下功夫，以达到“简要”的目的。其次，刘知几提出史书文风的“用晦”之道，即所谓“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这就要求史文的写作不能太“显”：“繁词缛说，理尽篇中。”而应给读者留有回味、思考的余地。史文的风格应该是“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这就要求写史的人要有很高的文字驾驭能力。另外，在史书中，刘知几主张“言无美恶，尽传于后”和“言必近真”，因而，他赞扬王劭《齐志》善录当时的“口语”、“方言”，使古今之异、民俗之殊、风土之别，由此可得考见，这是“志存实录”的修史原则在语言应用上的体现。刘知几反对“妄益文采”，反对把“夷音”变成“华语”。他还举例批评，说霍光本是一个“不知一经”的“无学”之人，但史书“述其语言，必称典诰”，这是十分荒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