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就在此时，19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忽然以调停人身份抵京。22日，张作霖偕同李纯的代表江苏督署参谋长何恩溥、陈光远的代表江西督署参谋长李竟成和北方各督代表多人赴保定。抵京之后，皖系的徐树铮和曾毓隽来拜访他都闭门谢客，转而跑到保定去和直系的各路大佬商量解决时局的方案。23日，张作霖带着直奉的条件回到北京，条条都是要制衡安福系，包括免去安福系魁首王揖唐和幕后主脑徐树铮的职务。但这个条件必然不会被皖系接受，别的也就罢了，当时徐树铮经营西北，统率的部队自然就是皖系的嫡系部队，如果解除了他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的职务，等于是解除了皖系的嫡系武装。
所以张作霖入京，其实并不是为了调停时局，而是直皖两系的摊牌，彼此一翻出底牌的时候，也就表明了大战不可避免。7月1日，保定发表了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表示“我边防军暨西北同袍果有能先我着鞭，驱除徐树铮，解散安福系，以顺人心，而慰民望者，则既可建拥护元首之大勋，更可全维持合肥之令名”。8日，段祺瑞由团河回到北京，决议惩办曹锟、吴佩孚，并胁迫徐世昌在惩办曹锟、吴佩孚的命令上盖章。